中国央行：暂时无进行QE的必要和可能，央行购买国债的意义也不大

在中国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如何推动利率“两轨合一轨”一直为市场所关注。对此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表示，并轨的方向是基准利率轨往市场利率轨并。此外他还认为，中国央行暂时没有进行QE（量化宽松）的必要和可能；而央行购买国债的意义也不大。

中国金融时报周六引述其指出，央行推动利率“两轨合一轨”积极破解利率约束的障碍。利率并轨的关键在于怎么样发挥央行政策利率的作用，使传导机制更加顺畅有效，无论是市场利率还是基准利率，都应当和央行政策利率形成更紧密的联系。

在破解资本约束方面，目前很多银行遇到了资本不足的障碍，央行支持银行发行永续债补充资本金。孙国峰称，永续债只是一个突破。未来还有其他方式。

中国央行1月宣布，决定创设央行票据互换工具(CentralBankBillsSwap，CBS)，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可以使用持有的合格银行发行的永续债从央行换入央行票据，以提高银行永续债(含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流动性，支持银行发行永续债补充资本。

“综合来看，央行不想通过行政化的方式去要求银行，而是想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建立正向激励机制，鼓励银行主动增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他表示。

他还谈到，从效果来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正在明显改善，今年年初以来，情况也正在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说明这些措施是有效的。下一步，央行将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工具创新的力度。

受企业贷款以及票据融资大幅飙增的推动，中国1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和社融增量双双创出历史新高。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此结果表明前期货币政策效果在逐渐显现，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亦有改善，企业贷款增加支持了实体经济，但信贷的大增并不能说明货币政策转向。

2015年10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放开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标志着中国对存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管理在制度上已经实现市场化。但中国利率体系仍然具有明显的“双轨制”特征，一是在存贷款方面仍有基准利率，二是货币市场利率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

孙国峰指出，2015年10月后，央行仍然公布存款和贷款的基准利率，并抓紧完善利率的市场化形成和调控机制，发挥央行政策利率对金融市场利率以及存贷款利率的引导作用，完善央行政策利率引导机制。

而与很多国家央行只有一个政策利率不同，中国央行的政策利率是一个体系--短期政策利率是短期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中期政策利率是MLF（中期借贷便利）利率；此外还有利率走廊，上限是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下限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

“为什么有一个体系，因为中国金融市场还有一些摩擦和障碍，需要有个政策利率体系来克服。这个政策利率体系要对各类市场利率发挥更重要的引导作用。”孙国峰说。

他谈到，央行的政策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债券市场利率等市场利率的影响更直接，传导效率更高；而对信贷利率的影响，由于存在贷款基准利率，影响还存在一定阻滞，贷款利率下降的幅度和速度没有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反应快。

为解决这个问题，央行要推动利率“两轨合一轨”。孙国峰表示，并轨的方向是基准利率轨往市场利率轨并。其关键在于怎么样发挥央行政策利率的作用，使传导机制更加顺畅有效，无论是市场利率还是基准利率，都应当和央行政策利率形成更紧密的联系。

“并轨本身并不复杂，但背后涉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央行政策利率体系的构建，以及如何发挥央行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作用，还包括要向提供市场参考性的指标等工作。”孙国峰称。

他认为，如果这些工作都能够逐渐地推动到位，“两轨合一轨”将是一个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过程。

对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共同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孙国峰表示，“我们一直强调要‘几家抬’，需要方方面面的政策协同发力。”

财政政策也在发力，包括地方债提前发行、减税降费，监管政策提高容忍度，与货币政策一道，产生了好的协同效果。

从货币政策来看，孙国峰指出，其有效性确实存在边界，但目前还远远没有达到货币政策边界，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挥作用，尤其在结构性货币政策方面会大有可为。

“货币政策既可以管总量也可以调结构，而且管好结构会更有利于调节总量，两者是相关的。从最近的一些创新政策来看，例如TMLF等措施的作用在逐渐显现。”他认为。

他并表示，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充满信心，效果会进一步体现，事实证明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破解结构性问题，实现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贷款量增、降价、面扩、回暖，这几个方面已出现了明显改进，且改进还在继续进行当中。而在政策作用下，融资成本下降将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

今年1月金融对小微企业支持力度持续加大。中国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阮健弘表示，普惠小微贷款1月份增加2,109亿元人民币，增量是上年同期的2.6倍；同时新发放的1,000万以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平均水平为6.16%，环比下降0.1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0.21个百分点。

至于市场上关注的QE问题，孙国峰表示，QE问题其实也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关，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结构是密不可分的。世界上金融体系的结构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另一类是金融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中国是典型的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

QE通常是指在金融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中央银行通过资产购买行为来传导货币政策。但是在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传导还是要通过银行体系。

孙国峰谈到，通过银行来进行传导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有一些约束。但是中央银行正采取一些措施，这些货币政策传导的障碍和约束正在逐渐得到解决，下一步会得到更好的解决。无论从金融体系结构的角度，还是从货币政策操作的成效来看，暂时都没有进行QE的必要和可能。

对于央行是否会购买国债，他指出，目前国债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中的主要作用是作为抵押品，在公开市场操作中需要高质量高等级的债券作为抵押品，其中国债是最主要的部分之一。

他并介绍称，从国际经验来看，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国债资产占比较高、通过购买国债形式投放基础货币的一些发达经济体，比较典型的是美国。

而美联储购买国债的数量与现金投放的数量基本上挂钩，这是信用货币制度发展的历史演进结果。美国财政部发行现币，美联储发行现钞，这背后都是财政的信用。财政的信用与狭义铸币税挂钩。相比之下，中国现钞发行的基础是国家掌握的物资，所以央行购买国债的意义不大。

此外，从《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角度来说，孙国峰表示，央行不得直接在一级市场上购买国债，是为了切断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渠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明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就是财政不能向央行透支借款，包括央行不能从一级市场购买国债。

中国财政部国库司副主任郭方明1月曾表示，准备研究将国债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衔接起来，同时扩大国债在货币政策操作中的运用，推动实施国债作为公开市场操作主要工具的货币政策机制。

来源：路透中文网 2019年2月18日